“中央连续发布了12个涉及农村发展和金融问题的一号文件，这说明国家对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高度重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艰巨性和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艰难性。我希望大家在关注白金卡、黄金卡之余，也多想想那些背着包爬山涉水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信人。”北京农商银行董事长乔瑞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意味深长地说。

　　乔瑞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网点在逐年减少，为农村金融摇旗呐喊者众多，但真正投入农村金融者少，很少有人真心去为涉农金融鼓与呼，何谈普惠金融？“北京农商银行这些年克服支农服务成本高、收益低和自身包袱沉重等现实困难，以“大三农”视角重新审视和定位涉农业务，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和支付环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欠缺是不争的事实。乔瑞认为，众多机构对城乡二元化金融服务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农村金融城市化问题严重是其症结所在。他倡导要树立“大三农”理念，当前阶段要建立涉农金融主渠道机制，要把“三农”优惠政策向“三农”服务延伸，向“大三农”延伸，真正实现普惠金融。

　　树立“大三农”理念

　　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统筹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金融需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之所以谈到构建金融服务“大三农”理念，乔瑞说因为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统筹发展过程中的农村金融需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北京为例，现今北京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有三无”现象较为普遍。

　　第一，“有农村无农业”。典型的是首都城乡结合部某些新型经济体的出现，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传统“三农”有了较大区别。比如其村民都成了制药厂、民俗游、度假游以及养生休闲游等经济体的股东，其信贷、汇兑、中间业务以及理财需求较之以往小额信贷模式有了质的变化。

　　第二，“有农业无农民”。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结合部改造的快速推进，使很多农民也变成了城市居民，但是，这些农民的思想文化意识、生产经营理念和生活文化并没有完全改变，如果还用传统的涉农金融去定义，就无法为这些实际上还是农民的群体去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第三，“有农民无农活”。京郊有相当比例的农民不再亲自下地干农活了，而当地金融机构很难为外地来京打工农民贷款。如果不树立“大三农”理念，以行业、产品、身份为依据开展金融业务，农民是不会得到实惠的，农村金融问题也不会得到有效解决。

　　这些变化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众多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农村的特点和需求建立相应的服务机制和服务体系，在金融产品设计、服务方式、客户营销、风险管理、考评激励等方面也照搬照抄大银行城市金融的运行方式，从而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与“三农”实际金融需求严重脱节。

　　何谓“大三农”？乔瑞说“大三农”的理念包括三大方面：“三农”政策、“三农”服务、“三农”经营。

　　首先是“三农”政策。比如北京市政府支农仅涉农金融政策补贴就有40余项，这些补贴归根到底还要靠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去落实和传递。而这众多的账户无疑将占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很多的资源，随之而来的就是业务高成本运行、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需要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助力解决。

　　其次是“三农”服务。不论是什么身份、主体，只要是服务“三农”，就应该享受到相应的涉农补贴。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提供相应涉农金融服务的同时，却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和监管的容忍度。

　　第三是“三农”经营，是指“三农”的从业过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搞农业是低人一等的。像北京农商银行在租写字楼时，对方听闻是银行，非常高兴来谈合作，一旦知晓是北京农商银行，谈判也就终止了，因为他们不想跟农民打交道。

　　近几年在科学发展、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北京农商银行在首都农村地区不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助推城乡统筹发展，着力改善农村金融支付环境、解决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汇款难问题，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北京农商银行大力支持首都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村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方面的执着和努力。

　　建立涉农金融主渠道

　　目前应该着力解决农村金融的城市化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普惠金融

　　谈到金融改革的问题，乔瑞认为目前应该着力解决农村金融的城市化问题，建立涉农金融主渠道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普惠金融。他认为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村金融的城市化。人们没有认真去研究农村经济的生产经营过程、特点、资金流、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等问题，更多的是将城市的金融模式简单套用在农村业务中。典型的方式就是抵押、质押担保，其实抵押、质押担保是城市金融的模式，因为城市的资产可以固化到一个实体上，而农村则不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农民没有可以抵押、质押的东西，所以农村金融的城市化是造成农民融资难的症结所在。同时造成大家用城市化的模式看农民、农村，造成城市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完善，而农村的金融服务却越来越少。

　　二是城市金融的巨型化。现在的城市金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家都跟风向大城市发展，从而使农村金融服务受到了冷落。这种金融政策的调控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建设是不利的，因为政策不鼓励大家为农村金融服务。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因已经改制为银行，原先作为农信社所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已不存在，监管层从美好的愿望出发，按照商业银行的标准进行监管。农村商业银行目前陷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境地，城市商业银行那一套“放开走”的方式农村商业银行走不了，但服务市场里为农村服务的种种优惠政策又被停止执行。

　　三是金融监管微观化与同质化。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责任、风险对象、业务规模及传统市场不同于大银行，有必要在统一监管框架之下针对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的特殊领域构建差异化的监管体系。同时在信贷规模、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市场准入、网点管理、产品创新及行政和市场机制等方面实行有差别的监管，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容忍度和双向适应度，给予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优惠和自主权，发挥货币政策在扶持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供给，从根本上提高其自身造血功能。

　　四是农村渴望金融服务。现在农村金融服务竞争不足，“三农”金融服务还仅处于温饱阶段，加之服务体太少不具备竞争的条件。除了要解决贷款难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解决那些为老百姓切身着想、切实服务的问题，即支付环境改善和普惠制等问题。

　　鉴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承担了大量支农任务和社会责任，担负了巨额成本，乔瑞建议取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对象等行政政策歧视，按市场规则给予中小银行同等待遇，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主渠道，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旧村改造、现代物流、商贸服务项目需要融资时优先考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以增强其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和化解历史问题的能力。

　　“北京的明天在京郊，我们推出的这些惠农举措不是在做宣传、不是在作秀，而是想切实为农民做点事，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是容易受社会忽视的群体，而北京农商银行将切实发挥首都“三农”金融服务主力军的作用，积极践行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乔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