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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观察
“农民工2.0”不再只为糊口 文化需求怎满足?

  超过2.5亿人的农民工大军,正掀起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20多年的流光之下,他们也在一点点变化,“80后”、“90后”正扛起“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号,成为主体。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对土地的眷恋,幼年时期便滋长于心的城市情结,已将“文化梦”烙印在企盼中。

  在城市陌生而熟悉的繁华中,“农民工2.0”能否觅得那片属于自己的“文化田园”?

  对话人:

  徐沛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张抗抗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作协副主席)

  郑晓幸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

  胡小燕代表(广东省新明珠集团冠珠外墙砖销售总经理助理)

  李兴浩代表(广东志高集团董事会主席)

  王宝军代表(辽宁省宏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们,在城市高楼间匆匆穿行,扛着沙包,砌着砖墙;他们,在灯火阑珊处沉沉睡去,梦中或许还萦回着那片鸡犬相闻的乡土。

  不再只为养家糊口

  文化诉求日趋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不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见证了这番变化,“父辈卖的是苦力,但我们拼的是智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初高中学历,有些还具备大专学历,为城市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可能,也让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层次更加立体。

  “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的需求首先是娱乐需求。”李兴浩代表的企业里有很多年轻农民工,“这些年轻人最喜欢的是上网,我们就在园区里建了网吧,一小时1元。”

  “现在的竞争压力较大,工人也都不安于现状,想要获得再学习的机会。”李兴浩明显感觉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求知欲增强了不少,厂子里开办的电脑、文秘等技能培训班,经常是一开班,不到一两天就满员了。“这两年,工人表达、创作的需求越加明显。很多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为此,李兴浩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收录工人比较优秀的作品,并由他们自己编辑、内部印发。

  农民工正在由文化的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因为质朴而感动了很多人的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让徐沛东委员深有感触:“我前一阵子去看过杨成军,他在10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把对亲人的思念、农民工的苦辣酸甜都写成了诗歌,很了不起。无论自己的境况如何艰辛,都没有放弃精神追求,有很多人创作出了高质量的文学、音乐作品,值得钦佩。”

  但是,现实中一些城市只偏重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对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则忽视甚至漠视。王宝军代表说:“目前,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消费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求、新期待,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各项文化工作,促进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

  收入有限门槛过高

  户籍体制制约共享

  “31个省市区的公共文化人均投入绩效,无一及格”,日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指数的调查报告,得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结论。

  报告尖锐地指出,大城市的确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投入更多,居民人均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较高,但因设施强调高端性,商业性演出多、票价高,大众参与享受度反而不足。对于农民工而言,这道门槛更高。

  “我们掏钱买张戏票、看场电影,也许没什么,但这对农民工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抗抗委员说得很实在,“他们的收入有限,公共文化产品应该更加便捷和经济。”

  这一观点,长春电影制片厂总导演李前宽委员颇为认同:“现在中国的电影院线都集中在商业繁华的大城市,在城市里又集中在人流密集的商业区,运营成本高,票价偏贵,农民工根本看不起。”

  对于文化服务,一面是农民工的捉襟见肘,另一面却是雇主的有心无力。

  “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很难单纯靠企业去满足。”根据李兴浩的调研,吸纳大量农民工的中小企业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较有限,导致很多农民工精神空虚,被一些文化糟粕乘虚而入。

  “就算是较有实力的大企业,搞职工文化建设也面临着很多‘硬杠杠’的限制。” 比如,政府要求只有户籍人口达到一定标准才能配备网吧。可沿海地区的工厂里有几个户籍人口?“所以运营至今,我们依然是‘黑网吧’。”说到这里,李兴浩叹了口气。

  对于企业使不上劲的困境,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席李毓全代表也认为,户籍制度的确需要调整。“农民工聚集地大多比较富裕,有实力也有意愿去推进公共文化事业,但许多规定、政策都脱胎于旧有的户籍管理体制,造成了爱莫能助的局面。”

  调整文化管理政策

  纳入公共文化体系

  “我不赞成用‘农民工’这个词,这个称谓应该终结,应该把进城务工农民统一称为‘新市民’。”郑晓幸代表说,从根本上讲,只有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藩篱,使“新市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权利,才能彻底消除“新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为此,郑晓幸建议把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党委和政府的民生工程和绩效目标,纳入文明城市考核范畴,纳入财政预算投入,让农民工无差别均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建议中央督查各省建立农民工文化基金的情况,以及城市居住区和新建小区住宅从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政策落实情况。”郑晓幸说。

  李毓全则从政策法规落后于现实的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及早对那些过时的文化管理政策、规定进行清理,“特别是不应再按照户籍人口,而应按常住人口来配备文化资源。”

  张抗抗关注到了另外一个现实:尽管全国范围内的“三馆”免费开放已经展开,但农民工似乎“不为所动”。问题还是出在服务方式上,“应当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为农民工量身打造内容,让农民工能便捷获取。”张抗抗开出了“量体裁衣”的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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