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2.5亿人的农民工大军，正掀起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20多年的流光之下，他们也在一点点变化，“80后”、“90后”正扛起“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号，成为主体。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对土地的眷恋，幼年时期便滋长于心的城市情结，已将“文化梦”烙印在企盼中。

　　在城市陌生而熟悉的繁华中，“农民工2.0”能否觅得那片属于自己的“文化田园”？

　　对话人：

　　徐沛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张抗抗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作协副主席）

　　郑晓幸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

　　胡小燕代表（广东省新明珠集团冠珠外墙砖销售总经理助理）

　　李兴浩代表（广东志高集团董事会主席）

　　王宝军代表（辽宁省宏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们，在城市高楼间匆匆穿行，扛着沙包，砌着砖墙；他们，在灯火阑珊处沉沉睡去，梦中或许还萦回着那片鸡犬相闻的乡土。

　　不再只为养家糊口

　　文化诉求日趋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不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见证了这番变化，“父辈卖的是苦力，但我们拼的是智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初高中学历，有些还具备大专学历，为城市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可能，也让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层次更加立体。

　　“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的需求首先是娱乐需求。”李兴浩代表的企业里有很多年轻农民工，“这些年轻人最喜欢的是上网，我们就在园区里建了网吧，一小时1元。”

　　“现在的竞争压力较大，工人也都不安于现状，想要获得再学习的机会。”李兴浩明显感觉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求知欲增强了不少，厂子里开办的电脑、文秘等技能培训班，经常是一开班，不到一两天就满员了。“这两年，工人表达、创作的需求越加明显。很多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为此，李兴浩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收录工人比较优秀的作品，并由他们自己编辑、内部印发。

　　农民工正在由文化的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因为质朴而感动了很多人的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让徐沛东委员深有感触：“我前一阵子去看过杨成军，他在10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把对亲人的思念、农民工的苦辣酸甜都写成了诗歌，很了不起。无论自己的境况如何艰辛，都没有放弃精神追求，有很多人创作出了高质量的文学、音乐作品，值得钦佩。”

　　但是，现实中一些城市只偏重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对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则忽视甚至漠视。王宝军代表说：“目前，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消费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求、新期待，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各项文化工作，促进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

　　收入有限门槛过高

　　户籍体制制约共享

　　“31个省市区的公共文化人均投入绩效，无一及格”，日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指数的调查报告，得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结论。

　　报告尖锐地指出，大城市的确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投入更多，居民人均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较高，但因设施强调高端性，商业性演出多、票价高，大众参与享受度反而不足。对于农民工而言，这道门槛更高。

　　“我们掏钱买张戏票、看场电影，也许没什么，但这对农民工而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抗抗委员说得很实在，“他们的收入有限，公共文化产品应该更加便捷和经济。”

　　这一观点，长春电影制片厂总导演李前宽委员颇为认同：“现在中国的电影院线都集中在商业繁华的大城市，在城市里又集中在人流密集的商业区，运营成本高，票价偏贵，农民工根本看不起。”

　　对于文化服务，一面是农民工的捉襟见肘，另一面却是雇主的有心无力。

　　“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很难单纯靠企业去满足。”根据李兴浩的调研，吸纳大量农民工的中小企业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较有限，导致很多农民工精神空虚，被一些文化糟粕乘虚而入。

　　“就算是较有实力的大企业，搞职工文化建设也面临着很多‘硬杠杠’的限制。” 比如，政府要求只有户籍人口达到一定标准才能配备网吧。可沿海地区的工厂里有几个户籍人口？“所以运营至今，我们依然是‘黑网吧’。”说到这里，李兴浩叹了口气。

　　对于企业使不上劲的困境，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席李毓全代表也认为，户籍制度的确需要调整。“农民工聚集地大多比较富裕，有实力也有意愿去推进公共文化事业，但许多规定、政策都脱胎于旧有的户籍管理体制，造成了爱莫能助的局面。”

　　调整文化管理政策

　　纳入公共文化体系

　　“我不赞成用‘农民工’这个词，这个称谓应该终结，应该把进城务工农民统一称为‘新市民’。”郑晓幸代表说，从根本上讲，只有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藩篱，使“新市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权利，才能彻底消除“新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为此，郑晓幸建议把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党委和政府的民生工程和绩效目标，纳入文明城市考核范畴，纳入财政预算投入，让农民工无差别均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建议中央督查各省建立农民工文化基金的情况，以及城市居住区和新建小区住宅从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政策落实情况。”郑晓幸说。

　　李毓全则从政策法规落后于现实的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及早对那些过时的文化管理政策、规定进行清理，“特别是不应再按照户籍人口，而应按常住人口来配备文化资源。”

　　张抗抗关注到了另外一个现实：尽管全国范围内的“三馆”免费开放已经展开，但农民工似乎“不为所动”。问题还是出在服务方式上，“应当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为农民工量身打造内容，让农民工能便捷获取。”张抗抗开出了“量体裁衣”的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