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林江的调研，从粤东地区往粤西北地区、及劳务输出大省回流态势呈现。他从企业了解到，春节之后东莞至少有1/3的外来工没回来，“整个广东，大概在1/4左右”　

　　“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不要说农民工，很多白领也在往二、三线城市迁移。” 

　　“内陆城市大量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很多农民工都不出去了，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能也一定程度造成了用工荒。”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康厚明发出了上述观点。二人皆是农民工代表，他们受邀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接受网络访谈。 

　　两位代表的观察，与学者的研究一致。中山大学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告诉本报，他在长期关注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今年外来工回流、转移的现象更加明显。 

　　不仅广东，今年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外来打工者也有明显回流态势。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称，大规模的回流，与产业结构转移密切相关，也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过于廉价出现的必然现象。 

　　广东1/4农民工流失 亟待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 

　　回流之广东样本 

　　春节后，本报在广东多地走访发现，广东很多行业工人都有缺口。 

　　“大批工人返乡后没回来，几条生产线都开不起来。”顺德客运站一名海信招工人员称。他们原本打算招聘四天，结果加长了半个月，来的人还是比去年少。 

　　企业不得不大举出击，“内环线在工厂门口招，中环线在流通量大的汽车站、公交站点，外环线就直接到四川等人口大省设点”，格兰仕助理总裁陆骥烈说。 

　　直到2月末的某天下午四点，格兰仕的现场招聘人员匡奕桂应聘登记单上才仅有6人，而“前几年格兰仕应聘的人能排到加油站”。陆骥烈坦承，今年公司还有几千人的缺口，特别是技工。 

　　广东的纺织行业，缺口似乎更明显，“大概超过15%，技工缺口在10%左右。”佛山纺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浩亮说，其他行业也差不多，尤其是一些小微、民营企业，“返工率大概只有50%左右。”　

　　“整个广东都缺技工。”在中国家电生产地顺德容桂的家庭作坊片区，一家五金模具厂的老员工卢某告诉本报。 

　　根据林江的调研，从粤东地区往粤西北地区、及劳务输出大省回流态势呈现。他从企业了解到，春节之后东莞至少有1/3的外来工没回来，“整个广东，大概在1/4左右”。考虑到广东外来打工者总数为3000多万人（包括打工者家属），那么没回来的至少有七百万人。 

　　回流的原因 

　　产业转移、沿海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户口社保难解决等因素，让外来务工者不得不回流。 

　　广西柳州的24岁小伙何世宁已来广东4年，在海尔等工厂做过冲压、装配工，最少时一月挣2400元，四年仅存下2万块钱。 

　　“除去开销，一个月能剩1000块就不错了，而且千万不能生病，一病就没钱了。” 

　　即便对工人来说菲薄的工资，对小企业来说已是高成本。在原材料成本高企及各种税费负担之下，本报走访了解到，纺织、电子、制鞋等行业曾传出企业不景气或倒闭。 

　　一些企业转而开始升级机器代替人，或者将工厂迁移至内陆城市。2011年广东企业仅在湖南郴州就转移承接了项目19个，总投资金额38.2亿元。 

　　转移到郴州的企业和广东原厂的工资差距仅是500块一个月——广州打工者杨某介绍，而这500块却远不够沿海城市生活成本。 

　　此外，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的转型升级，正在减少对普工的需求。浙江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企业设备自动化程度提升后，一个人管几台机器，工人需求量少了一半。 

　　对小企业而言，无力负担转型成本。故一些企业选择“冬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商业、建筑、出租、饮食行业的集体受损，又促使了更多外来工离开。“在东莞有些地方，甚至十室九空。”林江通过调研发现。 

　　东部城市吸引力下降的同时，中西部却在“急起直追”。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大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力度”。自2011年起，赣湘鄂三省打造“中三角”成为讨论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慈利县零溪镇象鼻村党支部书记向平华呼吁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2009年开始，我们村办了服装厂和砖厂，解决了70多人的就业。” 

　　他对本报说：“所谓幸福，是无留守儿童，无空巢老人，夫妻留在家恩爱。” 

　　从远期看，东中西部的人力资源争夺战或将更热烈。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指出，“从2004起，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开始下降，有统计预测在2011-2015年间将进入零增长阶段。” 

　　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云彦认为，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可以形成倒逼机制，让企业和政府想办法留人。 

　　从根本上看，他认为，现在的用工荒，是因为劳工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直接表现就是就业分布与人口分布不均衡”。 

　　在他看来，现在亟待发掘第二轮人口红利，其中按照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是核心。 

　　林江也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要改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但不应过多用行政手段介入市场，使用强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 

　　浙江大学教授许庆明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个钟摆，“从短期看，年前回家，年后回来。从一生来看，是年轻出来，年老回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市民化方向入手”。 

　　在市民化方面，有些地区已先行试点。诸如成都、重庆2007年开始的“城乡一体化”，浙江嘉兴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指标等。 

　　专家指出，除了提供市民化待遇的公共服务外，还需针对新生代打工者的特点，提供更多人性化的关怀。 

　　现在第一代打工者已经渐渐返乡，根据2010年全国总工会统计，新生代农民工（16岁-30岁）占61.6%。 

　　“对这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如何提升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称，应为这些打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他建议，设立社区农民工活动中心，为打工者提供交流平台；通过此平台还可提供职业培训，与企业人才需求对接。